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精心整理36句

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1、1679年(六十一岁)，《庄子通》写成。该年秋，开始著《四书训义》。

2、(17)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

3、王夫之在著作中除谈及以上教育理论的见解外，他还从自己研读、著述的体会出发，谈到许多教与学的原则和方法。(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4、(6)王夫之.周易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

5、身者道之用，性者道之体。合气质攻取之性，一为道用，则以道体身而身成；大其心以尽性，熟而安焉，则性成。……君子精义研几而化成其心，所以为作圣之实功也。(8)138

6、仔细研读王夫在明亡后十二年所作的《黄书》，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王夫之早年的狂放其实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基础与经世之才的底蕴。《黄书》分七章，除最后一章“离合”讨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变化周期之外，前六篇均是具体的政治策略与方法的筹画。《古仪第二》、《宰制第三》两章、表明王夫之对古代典章制度、中国的地理山川极其熟悉，而《慎选第四》则表明他对古代科举与人才选拔制度也有深入的思考。毫不夸张地说，《黄书》七篇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王夫之的经世之才，如果历史条件许可，让他做一朝的宰相，当不负其职。其晚年所著《噩梦》篇，与黄宗羲“明夷待访”的意思可以相参较，所不同的是：王夫之不是待王者之来访，而是期盼有人理解他的文化理想。其所谓的“噩梦”，并非是对自己人生的悲观失望，而是担心中华民族没有人理解他的文化梦想，这才是最大的噩梦。这一“噩梦”与顾炎武所担心的“亡天下”的大噩梦，在精神上可以相通。好在20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贞下起元，船山的“噩梦”并未来临，他的《俟解》一书，以及他的文化梦想，正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志士仁人诠释、阐发，并发出新的思想光芒。

7、1688年(七十岁)，重订《四书训义》四十卷，今存三十八卷。

8、2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见《朱子语类》卷中华书局，19

9、1684年(六十六岁)，病中写成《俟解》一卷。

10、(2)欧洲：启蒙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反封建斗争。

11、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14)460

12、行难知易，学思结合    王夫之认为读书不应该局限在书斋当中，只学习书本知识，而应该坚持知行相资，学思结合。王夫之在批判程朱理学“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知行统一”两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知行观。王夫之指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说明在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知和行的功能相异，但是二者的相互结合能够使“知”“行”双方都能受益，有助于读者去更好地认知事物。在论述“知”和“行”的关系时，王夫之还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表现出了重“行”的倾向。他认为“知”是“以行为功”的，在“行”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但是仅靠“知”的过程无法获得“行”，更无法获得真知。只有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知，因此王夫之认为“行难知易”。从内在关系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观点与我们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约性。　　王夫之也非常重视学思结合。他在《四书训义》中指出：“致知之途有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循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与“思”是学习的两条途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学”是“思”的前提和基础，是思考的材料，只有博览群书，才能知识常新。在拥有一定知识储备之后再进行独立思考，知其然之后，还要探索其所以然。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对学习材料的吸收和升华，经过“学”与“思”的结合，读者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见解。王夫之说“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就是强调了学思结合的重要性。    

13、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一书中，批判了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观点，提出了“天理”“人欲”并存不悖的思想。他认为天理和人欲都出自自然，离开人欲就谈不上什么天理。他说：“理欲皆自然”，“终不离欲而别有理”，“天理人欲，虽异情而亦同行……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对垒”。王夫之在这里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

14、人和禽兽不同，有着“用其初命”与“日新之命”的区别。“命”不是指命运，是说万物受之于自然界的东西。对禽兽来说，天生的本能决定了的一生，无法变更本初的面貌。“不谌其初”，是说人在满足自身生理要求的基础上，用自身主观能动性来变更自然界所赋予的天性。在人与自然界交往(“相受”)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德性，即“日新之命”。这与儒家传统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别，一直为历代儒家所关心。孔子说，人和犬马对其父母“皆能有养”，但人兽之和区别在于是否有“敬”。(《论语·为政》)孟子以为，人比禽兽高贵的原因，在于人有“仁义”。(13)191“敬”与“仁义”都是道德意识，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道德意识上。这一观念从先秦到明清，历经二千多年流传不绝。它往往以不同的形式拷贝自身，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黄宗羲，均承袭了这一观念。从董仲舒的人“超然异于群生”，是由于“父子之亲”“上下君臣之谊”(《汉书·董仲舒传》)，到程颐“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14)1272朱熹与陆九渊有鹅湖之争，然两人在这方面却一致得很。朱熹断言：“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昏而不能备。”(《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余方叔》)陆九渊说：“人生天地间，而抱五常之性，为庶类最灵者”。(15)224黄宗羲也难脱此框架：“夫所谓理者，仁义礼智是也，禽兽何尝有是?……真不得与人同者。”(16)135王夫之“日新之命”和“用其初命”来甄别人与禽兽的差别，对孔孟以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大胆突破，是前所未有的新观点。王夫之讲人与禽兽之别，把目光集中于人具有劳动的能力以改变自然界的面目上。王夫之强调，人有“日新之命”，能变更自然界赋予的本能，达到“性日生日成”。这是他“日新之化”的宇宙观在人性论上的延伸，使他与儒家传统观念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

15、(3)提出“工商皆本”理论，反对重农抑商。

16、王夫之关于教育的一系列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人性、教与学等许多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而且这些独特的见解绝非是零星片断的经验总结，而是一代大师理性思维的结晶，是系统的独特的理论建树，因而能给后人的教育行动以理论上的指导，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7、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文史知识》编辑部收

18、本期内容整理自《中国教育史》郭齐家著，人民教育出版社，部分图片资料来自网络资料 

19、编辑：李雅媛(灵武市第三小学姜俐冰工作室成员)

20、“成人”说自孔子提出后，虽有荀子与柳宗元的呼应，但不够深刻。荀子显得过于笼统，柳宗元仅从师友对人有“以成”与“增善”一个侧面来丰富之。对“成人”作了全面而深刻诠释当属王夫之了。王夫之认为“成人之道”是除了圣人之外都需要学习的：“自非圣人，必以学成人之道。”(5)7在如何实现“成人之道”上，王夫之新意迭出。他的“成人之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命题的发挥，提出“性日生而日成”，把人性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二是主张“身成”与“性成”相统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德性意识的铸就，为实现理想人格必由之途。

21、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4)341

22、王夫之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主张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理”,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势相成，“理”、“势”不可分，理有顺逆之别，势有可否之分。人们的历史实践有各种复杂情况，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和“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才能阐明人类史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

23、李贽：具有“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封建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

24、(8)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

25、五十七岁以后的王夫之，其学术的堂庑愈加广大，出入儒、道、佛，精研中国历史，对历史的兴衰成败作深入的哲学思考。其晚年所作的《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两书，是最为杰出的哲学与历史哲学著作。

26、1672年(五十四岁)，重订《老子衍》，稿本被唐端笏携去，毁于火灾。今存《老子衍》为其三十四岁时写成的初稿。

27、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汤、武身之也，谓即身而道在也。道恶乎察?察于天地，性恶乎著?著于形色。有形斯以谓之身，形无有不善，身无有不善，故汤、武身之而以圣。(11)116

28、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29、(2)欧洲：批判天主教会，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并提出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30、五十四岁那年，他写出近百万字的《礼记章句》后，适逢吴三桂因不满撤藩之事而谋反的巨大政治事件。1674年，吴三桂攻入湖南，占领常德、岳州、长沙、衡阳等地。接下来，四川巡抚罗森、广西将军孙延龄、襄阳总兵杨东嘉、陕西提督王辅臣等先后举起反清旗号。接下来耿精忠也在福建反清，攻掠江苏、浙江诸州县，郑经也率军由台湾入闽浙。而吴三桂又假称明朝皇帝朱由检的第三子“朱三太子”在军中，以反清复明的旗号蛊惑民众。一时间许多民众也由衷地相信，王夫之也不例外。1674年，吴三桂攻下湖南后，王夫之到湘乡去访问至亲刘象贤，商议此次政治事件，并作有《上湘旅诗》，坦陈自己的疑惑与当时的气势：“山城犹百里，战伐不相知……回首巴丘北，银涛卷绣旗。”1675年，王夫之从寓居的衡阳北上岳阳，游长沙，访故人，一路所见所闻，多有诗作，但对时局的发展并不天真乐观，在与好友蒙正发《留别圣功》一诗中写道：“兴亡多事天难定，去住皆愁梦未真。”时局的发展也很快印证了王夫之的直觉。1676年，战局急转直下，先前的叛将、提督又纷纷降清，而吴三桂本人竟然在时局不利的情况下，于1678年在桂林称帝，并委托人来恳请王夫之写《劝进表》。对此王夫之愤然拒绝，并自称是亡国遗臣，所欠一死，为不祥之人，何能担此大任。于是又躲进深山，作《祓禊赋》以抒志，其中有句云：“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

31、王夫之认为“习”在人性的形成、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与外界事物的接触，是通过后天的实际活动取得的，这也正是人和禽兽只有先天本能的重要区别。

32、(12)王夫之.诗广传.北京：中华书局，19

33、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34、中国古代教育源远流长，涌现了一大批举世闻名的教育家。悠久的教育文化传统培育了众多的教育家，而这些教育家的教育生涯和思想又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并成为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的宝贵财富。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国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王夫之。

35、王夫之主张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必须严格，绝不能降低标准去迎合苟且偷安的心理；学生对自己也应坚持高标准，不能要求教师降低要求来迁就“俯从”自己的“易为”、“无知”，否则将使学生陷于“不知不能”的悲境。他所指的高标准，是指“圣功”而言，但他所讲的原则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