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碧云小说精心整理49句

黄碧云小说

1、特蕾莎与萨比娜代表着“重”与“轻”，同样的，她们还代表着“灵”与“肉”。托马斯有个习惯，就是每次做爱后从不留人过夜。因为他认为：“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这可以是对无数女人的欲求)体现对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这只能是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体现出来的。”即便是萨比娜也从不被允许过夜。

2、身为散文作家和诗人，也斯对香港的描写多了几分温和。通过一一叙述典型的地方和人物，展现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多元独特。舒缓幽默中带着戏谑的批判，读来温情之余，亦有深思后的豁然开朗。

3、我极为绝望的时候总会看自己的手。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所有。从来没有什么运气，但我有一双会劳动会学习的手。没有什么美感，很瘦，很小，很粗。张开是祈求，合起来是意志，听你说话的时候，自己握着自己。更何况，我还有头脑与微笑呢。——黄碧云(黄碧云小说)。

4、     我开始申请转移到加拿大去实习，找房子，找钱。这时我遇到赵眉，赵眉是一个中法混血女子，我迷恋的是她一双尖牙以及近乎光头的短发，鼻上戴了一只小钻石，颈旁纹有一朵红玫瑰。 

5、    黄碧云的节制感，体现为对作家自我身份的漠视与谨慎。作为一个文本特质相当强烈的书写者，黄碧云在这部小说中极力地收敛了曾经熟稔的言语表征乃至语法结构，甚而规避了一系列见解性及涵盖价值判断的文字，以保证“独白式”叙事的纯粹性。这一经营的结果是，小说整体言语基调貌似单一而粗粝，却更为浑然与可信，呈现出了类似寻访类纪录片的独立审美品格。

6、叶细细说：“错了，32A才对，我瘦嘛”。见行之的胸脯起起伏伏，叶细细笑：我打赌你一定起码穿34B，你结婚后有可能增至38！”

7、《恋爱的犀牛》中的马路说：“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黄碧云的《温柔与暴烈》中说：“我对于你，如鲸向海，似鸟投林，无可避免，退无可退。”

8、     我非常非常的寂寞，我十分渴望死亡。 

9、“几乎每一个人，一生之中，都有一次或多次惊艳的经验，一瞥之下，近于窒息，甚至连心跳也有停顿的感觉。自然，那只是极短暂的瞬间，然后，就消失了。大多数情形之下，终此一生，再也没有第二次见到的机会。于是，艳影长留心间，那一瞬的形象，清晰无比，如焦点正确的摄影杰作。”

10、     我向医院及大学请了一个月的病假，还没得到批准，我便离开了三藩市。 (黄碧云小说)。

11、《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讲述叶细细和行之两个女孩之间的爱恋。两人在一年级生必修的科目“思考的艺术”初识，缺课太多的行之，桀骜不驯地向叶细细借笔记，话题从一个“粉红色32B的美顿芳胸围”开始。

12、    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再次复现黄碧云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回归”。作者在早年作品〈创世纪〉里，设置了“游以暗”这个角色，她从美国回香港为她的母亲奔丧，其时恰在“九七”前夕。而在《微喜重行》中，微喜为了安葬兄长若拙回到原乡，也在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SARS肆虐之时。这不仅是一种巧合，或理解为黄碧云写作轨迹上的某种呼应与延续，有关“回归”这一指涉清晰且富含隐喻性的意象。〈创世纪〉中，游以暗有孕在身，为母亲奔葬，返回旧居，其间不断发生臆想，或遇到父母魂魄，萦绕不去，疑虑丛生，故事的最后她生了一个怪胎。而微喜回到香港，及至转赴从未踏足的原籍增城，从而大量地铺陈近现代历史。这一历史迭合家族陈旧秘事，亦如魅影纠缠。作者着意在其间安排祖母“麦氏香莲”作为旧日遗迹，围绕其存在不断复现历史细节，成为微喜与“根基”交接的引线。“死者了了，生未必佳，她站着等我，清代朝人，一世纪的鬼魅，巫氏如地府使女，交代我，奶奶今年，九十七岁。” 围绕这位长者的寻子经途，由家族记忆转向家国记忆，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战败、国共战争，大事件重迭而至，铺排有序，似乎将还乡重行引入家国北望主题。然而，作者文中一句“无国无家，来到香港，每一段都是儿女私情”，再次由“重行”之旅抽身而出，终止于香港的观照本位，与中国近代风云淡然拉开距离，成就与贯彻了整部小说的发言立场：家国之梦，唯梦而已；重行落定，无所根系，无所依归。这无疑颠覆文本所预设的“回归”主题，造就了悖论式的个人与历史间的张力。

13、底层书写不仅是现实关怀与写作伦理问题，具体到黄碧云还涉及到作家本人与“火红年代”的特殊联结。黄碧云1980年代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1970年代学运的摇篮，其后赴法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是法国激进学运“五月风暴”的发源地。而相当长时间的海外游历，尤其是在许多爆发过革命与战争的第三世界国家游历，使黄碧云对国际左翼运动有切近的观察与思考，并将其与香港本土的左翼运动进行参照对比。对左翼思潮书写的兴趣从她早期的小说中即已得到反映，如《盛世恋》与《呕吐》。卢敏芝《火红年代的温柔与暴烈——论黄碧云作品中的历史、左翼与本土性》一文中重释“盛世”“恋”：所谓的盛世不是指1980年代的香港盛世，而是指向充满理想、壮志与豪情的火红年代——真正的盛世。与这个年代联系的热情、浪漫、理想等革命气质才是情爱的真正基础。(27)

14、我爱你，如鲸向海，鸟投林。不可避免，退无可退。——黄碧云

15、书中还收录了她新写的小说，风格与她之前的作品类似：小说往往就以女主角的名字命名；男女主角依旧是“他”与“她”，相遇、相识；仿佛已经认识了很久，却在离别的时候，才知晓对方的名字。同样地，主角们的生活反映出作者生活状态的一些侧面：旅途中的奔波，一花一木的偶遇，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对陌生人关怀的感恩。文字风格则一如既往地凝练、犀利，直击人心；对爱情的态度则无谓、淡然。但对她之前的小说有所超越的是，现在的她，对很多事物抱持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态度，对主角命运的安排，也显得更加淡然平和。

16、大哥在客厅里煮茶。热水细细的泡着，水气氤氲，外面“哒”的下了大雨。茶泡开了，炒米一粒一粒的浮起来，茶香扑鼻。大哥开始讲母亲死后的事情。他说他就在这客厅看见母亲穿着莲青粉荷和服，跪坐在此煮茶，她年纪很轻，才三十七岁。恰如我的梦境。后来他就请了和尚超渡亡魂，大哥的大女儿当下发了七天的高热，在高热里她梦游，夜半起来切腹，幸得大嫂起来，将她打昏，醒来大女儿忽然大哭。我当下一算，此时正是裕美逝世之时。 

17、“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什么下面。”“哦，对。”

18、    送邻居出门﹐则说﹕“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

19、这之后，我开始明白我的厌恶。我厌恶那些激烈的姿势、厌恶自己的虚假造作。当然，明白也不会令我的虚假和造作减少，但它会让我心里踏实些。

20、当时的我尚且年少，还未从生我养我的那个略显闭塞的小县城走进城市；本着少女时代特有的叛逆与对未可知外界盲目的憧憬，只觉得她笔下描写的那些女孩们都酷极了：义无反顾的爱，决绝颓然的走；在时过境迁时移势易时不做丝毫无谓地挣扎。

21、底层何在？沦为黑帮吸毒者的烈佬固然是，但更容易为人忽视的也更具有爆发力量的潜在的底层已经形成。1960年代的香港淡化了冷战色彩，与内地的隔绝使香港人口逐渐稳定下来，新一代本土出生的香港青年成为香港社会力量的重要构成。“青年卢麒1947年5月1日香港出生、卢景石1947年11月香港出生、何允华1951年12月香港出生。24名在海棠道被拘留的童犯，多数〔十八名〕是香港出生的。所以，‘香港’就是问题本身。(〔如果卢麒不在香港出生〕〔香港出生。我们。但我们那么不一样。〕)”(25)这一群香港本土出生的青年人不再如他们父辈一样北望内地，而是以香港为家，关注在地的民生问题。在那个“艳情年代”(黄碧云语)，青年人的情感表达直接。“一九六六年的九龙骚动不单是一场反抗运动，也是情感的大爆发。当时的人政治意识相对不太强，事件与左派右派没有很深的牵连，而是直接的情感爆发。……骚动过后不久，天星小轮得到港英政府批准加价，社会基本上毫无反应。回头看九龙骚动，只是一班人随心所欲，表达自由的感觉。”(26)《卢麒之死》不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小人物的故事，而是被沦为底层的一代香港青年人压抑情绪的整体爆发。因此，《卢麒之死》写作的真正指向不是卢麒自杀/他杀事件本身，而是要质问谁在制造底层，谁让年青人沦为底层。此外，作者也对运动中的激情与运动后的人性进行拷问。群众运动看似轰轰烈烈，无论破坏力还是自毁性都极强，但作者更希望让读者看到的是运动过后暴露出的人的软弱、人的出卖。黄碧云对社会运动的冷峻观察与思考其精神资源来自鲁迅。

22、《卢麒之死》不只是一宗命案的调查始末，而是关于一个时代。卢麒之死没有多少人在意，他是自杀还是谋杀也无足轻重。“对香港来说亦无意义，香港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很少持份者想讲真正的历史，不同的持份者各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记忆，这段历史或多或少令他们感觉耻辱。”(24)如果想要放大文本发表后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作者不会选择1966年发生的“九龙骚动”。因为对大历史而言，“九龙骚动”完全被1967年的“六七暴动”所覆盖，成为后者爆发的引信之一。它小到引起骚动的原因是“五仙”的调价。即便是谈论九龙骚动，社会大众关注的也会是始作俑者话题人物“烧肉和尚”苏守忠。黄碧云选择卢麒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主角也违反了新闻讲求社会效应的原则。“殖民地的历史、卢麒的历史，不分大小，都有书写的必要与需要。”

23、我记得她的旗袍，绣花鞋，她抄我的笔记时那种不甘不驯之气，她轻轻按自己的胸口时的笑靥，她躺在床上看亦舒的懒相。我记得我冷的时候她给我围巾暖我，我得意的时候她用硬币掷我，我冷漠的时候她拉紧我的手说“赔了夫人又折兵”。

24、     我如何变成这种人，我也不大清楚。我狠狠的掴了裕美很多巴掌，她没有反抗，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记起我母亲那双眼睛。 

25、有人说《鹿鼎记》是一本“厚黑学”，似乎读懂了《鹿鼎记》便能像韦小宝一样，虽然是个混混，却可以通吃黑白两道，享受荣华富贵。其实书中在残忍的权贵之争之余，也可以看到金庸的聪明幽默。这本“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开了历史的玩笑，仿佛一个神奇的魔镜，把虚幻和历史联结在了一起。

26、2004年“我理解的‘后’甚至带点邪气、不恭，广东话就说好‘阴湿’，所以我的‘后’是愉快的。”黄碧云对后殖民的理解尽管与前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实践方式不同，但言语间洋溢着沾沾自喜的女性“阴湿”特权，以非男性的“邪气”暗中抗拒，依旧将自己留在后殖民思维当中。殖民思维是东西方之间“是与不是”“我与他”之二元秩序的建构，后殖民则以“暴烈”作为情感动力，以“对抗”作为策略，以“革命”“自由”“解放”作为解殖的途径和终极理想。后殖民写作拒绝被定义，被归纳，被典型化。黄碧云的后殖民书写视域是宽广的，并不局限于香港，她以跨国视野书写的殖民地历史与故事因而有其独特性与深刻性——“犹疑的第三立场”，“第三立场是暧昧不定的创世”。然而后殖民之后呢，回归以后，香港解殖之宏大叙事的正当性某种意义上已经失效。经历“失城”(香港)、“环游”(世界)、“回流”(香港)，理智之年重返香港文坛的黄碧云思考走出后殖民写作之必须与必要：沉默的不只是“她者”，也是“他者”，非殖化不意味着解放，后殖民抗议写作可能因对象的宏大而陷入无目标性的情绪宣泄。走出后殖民写作即是对性别对立、绝对强弱、中心边缘之立场的修正与调整，不再局限于对殖民历史、女性历史的“逆写”，也不泛泛书写世界范围内后殖民的普遍状况，而是以非虚构写作的介入姿势深入香港当下的现实：既写都市的(湾仔)地方志、无声的被忘却的底层，也触及香港日益尖锐化的青年问题。

27、 从最初的〈取暖〉到现在的〈决不再〉，从〈亲爱，别来无恙〉到〈七宗罪〉吴苏媚渐渐有了自己的一群读者，曾经不厌其烦的去看她的博客，之所以用不厌其烦这个词是因为她总是不停的在一个又一个博客之间停留、消失。

28、     她穿了我们婚宴迎宾那件莲青粉荷和服，左手还拿着一支尖刀(裕美是左撇子)，半蹲半卧的，血泻了一地，微微露出粉白的肠子来。她的眼睛微张，半笑似的，看着我。这是我看过最哀伤的眼神了，很奇怪，这一刹那，我的内心毫不激动。我只是知道我毁掉了我眼前的一切。其实在这一刻，我已经死了。日后的日子不过在摹仿生命。 

29、雨慢慢的停了，篷前犹单单调调的滴着水，夜色渐浓，大哥并没有去开灯。我们就在黑暗里对坐，大哥非常缓慢地讲述家乡里诸种事情，茶已经渐渐冷了。四周一点一点的静下来，到最后，回到犹在天地初开，没有光，没有生命，什么也没有，只有大哥遥远的声音，平板而空洞地，叙述着，谁家生，谁家死。 

30、但她始终拒绝快乐：出于对生命种种严峻而浪漫的要求。

31、行之戴着一手零零的银手镯，摇着晃着，铿然有声地讲起“粉红色32B的美顿芳胸围”话题：

32、西西的《我城》开创了香港本土城市文本的先河，深入浅出地描写了70年代香港本土生活中平常的人和事，其艺术风格独特，内容中透露出带有狄更斯式的小温暖。

33、灵与肉，是爱情的两大代表，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爱情产生之时并不完全靠性冲动，它靠着灵魂与肉体的共同吸引。也许在恋爱初期，肉体还能对爱情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到了后期，则几乎全是灵魂的作用。

34、     一天午夜裕美突然起来，发觉我在客厅射吗啡针，她便掩脸尖叫起来。她不停的叫，结果邻居报了警。我将她打晕了，然后坐在客厅吸一支烟，等警察来，打发他们走。 

35、后殖民主义是论述权力的转移。后殖民写作是论述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一种抗议写作，它将自己定位为弱者。走出后殖民写作，意味着写作姿态与发声位置的调整。就作者的写作姿态而言，一方面作者不以自己为弱者去逆写、颠覆、改写。另一方面，警惕从弱者逆转为强者的“凝视”，“如果弱者和少数人被界定为弱者和少数人，当他们有了弱和小的身份以后，最弱最小最无聊的都可以成为大”。(5)黄碧云先期以极端个性化的暴烈残酷炫技般的“怨女”写作确立其“扬眉女子”的香港文坛身份。为何要替女子扬眉发声？黄碧云如是说：“女子和殖民地居民，同样是客体、是他者，在历史和知识论述之中，静默无声。”(6)然而，内部的性别宰制使殖民地男女无法结盟。殖民地女子遭到内外的“双重宰制”——“那个操的国度，操的语言，从来不属于我们。那是一个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语言国度。被入侵、征服、破坏、强暴、控制的他者，可以是黑大陆，可以是‘处女地’，可以是女子──殖民地是女子”；(7)“殖民地子民──连殖民地子民这么委屈的身分，都是传男不传女的。殖民地子民愤怒了：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将我们女性化、矮化、儿化、无知化、无力化。对这些屈辱的殖民地子民来说，女性和矮、儿、无知、无力，意义一样，都伤害了他们高贵的自尊。他们的高贵自尊里面，只有他们自己，知识分子，男性，专业人士，一家之主；工人、无产者、同性恋者、伤残者、女性、异教徒、儿童，都没有份儿，他们不知道她/他们的存在──后殖民论述，原来没有联合阵线的。各人自求多福。”(8)“后殖民思维有没有女性的语言？”黄碧云曾经找到了后殖民思维中的女性语言即——为了温柔而暴烈，“温柔与暴烈，并非装饰性美文，修辞学的对比。我讨厌装饰性美文。温柔与暴烈的意思是，如何以温柔去包围暴烈。不是征服，是包围。不是操，是满足。”(9)黄碧云试图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结盟，将帝国与男性他者化，以期达到对殖民地女性“双重否定”的“双重抗议”“双重改写”。这种抗议写作集大成者为《烈女图》(1999)——“从世纪初的残酷，到世纪末的狂欢，香港女子的百年故事，一切都指向孤寂，最具代表的命运之书。”(10)

36、然而，非虚构写作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精英主义，二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作家需要突破封闭的学院生活、狭隘的生活视野，关怀社会，同样，也不应该不加反思地认为底层、弱势就具有先天的道德合法性。此外，非虚构写作介入力量的获得来自社会的回应与反馈，过于追求精英化、风格化的写作必然导致读者的流失。《卢麒之死》也因此招致一些最新的回应与批评。香港学者曾瑞明质疑《卢麒之死》作为非虚构小说的权利和义务，“作者的写作似乎是在公共议题的外衣，进行私密情感的抒发。情感相信是真实，但情感可以任性。读者也就不得不展示他的勇敢，向作者发问。”(39)台湾评论人朱宥勲“《卢麒之死》的形式是有着很强的内在张力的，全篇看似大笔搬抄并非由作者所撰写的档案，但作者的手泽却无所不在，那些素朴、简陋甚至干瘪的官样文字，重新在这样的形式里‘被重写’了一次。透过这种的手法，黄碧云使无关的关连(如卢麒与老鼠)，使矛盾浮现(如可疑的‘陈姓友人’)，却也使‘历史事实’沉浮在闪烁不定的档案之海中——‘档案’看似公正客观，实则湮没所有个人性，历史的‘事实’仅存碎片，无法否定也无法肯定；而透过括号补述的，也最多只能是文学意义上的‘真实’，一种被语言建构的特殊感性。”(40)黄碧云本人则回应“解释太沉闷。其实无论我怎样‘答’，都不会解答。我以为创作人的责任，是自己给自己，而不是他人压予的。给人叫为社会责任而写，在延安吗？我为卢麒这个人而写。这是我唯一的，当初的，也是最后的，因此是纯粹的，动机与责任。”(41)就此而言，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介入意识及其小说的公共性是可商榷的。在艺术的整体性方面，小说的结尾部分直接将历史事件与当下事件“非常准确的榫接”，“文学回扣现实自有其积极意义，只是不免让人疑惑：如此板上钉钉的指向，是否与整部小说营造的那种坚实的恍惚有所扞格呢？”(42)由此可见，在社会承担的公共性与文学承担的纯粹性以及个人的风格化追求之间，黄碧云陷入挣扎与犹豫不定。这既是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限度，也是其保持思考的张力与写作的动力之所在。

37、     所以当我接到报告时，我如释重负。正如我十分亲近的人一样，我也要离开这个世界，能否与他们见面，不得而知，我想我根本不存在。 

38、(40)朱宥勲：《编织一种——读黄碧云》，《联合文学》(台湾)2018年9月号。

39、黄碧云的小说气质非常独特，温柔刚烈，耽溺沉迷，阅读体验如食用三倍医嘱剂量的吗啡，在签订婚前财产分割约定的情况下偷偷出轨，安全又不安全。

40、读罢全书，大概有不少读者会爱上萨比娜，因为她代表着真正的自由，毫无负担的轻。她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女托马斯，一个自始至终都没被责任捆绑住的人。不过她也只能成为理想，无法成为现实，因为现实就是沉重的。

41、结局叶细细一心备考研究生学位，行之希望成为sabellaRossellini，靠着睡了一脸疙瘩的丑陋中年男人，终于一份杂志的封面出现了她.丰满的唇与微笑。叶细细原以为，她可以与行之厮守终身的。

42、黄碧云：大概是几年前，好像第一次意识到年龄、死亡的事情，那种感觉很强烈。我常常觉得我的青春期拉得过长了，比别人都长很多，所以当我一回过神，直接就老了。我常说，我现在已经站在生命的另一端。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要集中精力，像马一样，低头只看前方。

43、    出于对空间与时间交互关系的敏感，使得黄碧云不断探索两者之间文本互见的可能性。福柯(Michelfoucault)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下文〉(“Text/ContextofOtherSpaces”)中提出﹕空间本身有它的历史﹐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时间与空间不可免的交叉。 早在中篇小说〈丰盛与悲哀〉中，作者借由两座城市，香港和上海，来表达一种历史场景更迭的密度。这则关于上海的故事﹐出自于文中香港电影工作者摄制的一出剧作。黄借用文本段落间“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将城市间的对话关系复杂化。换言之﹐这个关于上海的故事本身是出自摄像镜头之下﹐并不期然地承接了某种“香港凝视”(HongKonggaze) 。其凝视本身﹐在导演道出拍摄初衷“如何抵受历史与爱情的诱惑”时﹐也已经明确。上海在“香港凝视”下是历史性的。这种历史的演绎方式一如分镜头剧本﹐呈现出跳跃型的切换状态。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解放﹑文化大革命﹑三中全会后﹐在小说中﹐历史的更替和起落是匆促和迭进式的。而人只是在这种演进中无法自已的被动个体。以香港来“拍摄”大陆历史。香港担任观照的主体，(上海的)历史则是被拍摄／观照的对象，后者是一部电影／镜像呈现，这其中涵盖了强烈的文本重构的虚拟性。同样作为一本空间之书，《微喜重行》里面，有关于时代的更迭则更为明确与真实，贯穿于主人公对自身源起的认知经历，并借由不同代际的生命历程实现。第一代人在内陆；第二代人在欧美和日本；第三代人随父辈由欧美回归。，以这种方式，实现空间与时间的交融，串连起中国和香港的近现代历史。

44、“任我们多么期望香港作家放眼世界，在这个出版大中华化的时代，我始终觉得黄碧云是相当可贵的一位香港本位作家。这不是凭借大量所谓本土经验或集体回忆建构而来的香港本位；而是凭借她多年来不断追问而建立的一种态度：不只是‘弱势者能发言吗’？(Canthesubalternspeak?)还有‘强势者真的能发言吗？’甚至是‘弱势者能代强势者发言吗？’等远为复杂的问题，突显一个香港作家该面对的中介身份。”(38)正是对香港本土之历史和现实持续深度追问的勇气和能力使黄碧云自觉走出了后殖民写作，借由非虚构文学的社会承担以及对香港本土价值的重新思考，黄碧云实践其“有重量的自由”之文学信仰。

45、武侠是香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浓墨重彩之笔，提到金庸，自然不得不想起倪匡。虽然倪匡先生写文章是出了名的快，不免行文间略显粗糙，但文采不可掩盖，各种奇思怪想确实令人佩服。《卫斯理》系列包括了很多的“悬疑灵异”小说，每部篇幅都不长，可以作为茶余饭后不错的消遣。毕竟倪匡真的是个编故事的天才。

46、听说，在爸妈那个年代，能靠着一暖瓶白开水和半斤馒头，捧一本金庸，在房里读上三天三夜。

47、所以，托马斯一边爱着特蕾莎，一边又在重与轻的两极之间徘徊，正如他在特蕾莎和萨比娜之间来回一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许可以完全鄙视托马斯沾花惹草的行为，但不得不说，他代表着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欲望。在他最后在“田园变重之前，他都沉醉于轻的自由。我们每个人在被生活的重任压垮之前，谁不渴望着自由呢？

48、相反，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托马斯原本是轻飘飘的。